南泉寺,在唐时秋浦县(含池州市贵池区)的南泉山。现代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魏嵩山,在他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》里,不设"南泉山"辞条,则将"南泉寺"作为历史地名录入了大辞典,反衬出南泉寺在中国宗教史上的显要地位。明朝嘉靖年间《池州府志》记述:"南泉寺,在(府)城西南七十里南泉山,唐贞元年间建。大和七年宣城陆公亘请赐额:南泉承恩寺。皇帝为之"赐额",可窥探出它在佛门的影响之大。
      在八世纪后期至九世纪中后期的百余年间,中国佛教的南宗迅速兴起。南宗主要创始人和整个禅宗史上的极有声望的人物,是道一和尚。因其俗姓马,故俗称之为马祖。马祖初年于当年的渝州(今重庆市)寺院受戒,后至今湖南境的南岳般若寺从怀让禅师受学十年。学成后,常在江西收徒传法,逐步形成以洪州(今江西南昌市)为代表的传法中心,公称佛门禅宗里的南宗,也称之为"洪州宗"、"江西派"。"江西",指的是今湖南、江西的大部和安徽的皖南部分,池州当在其中,成为洪门宗的传播地。由于马祖的禅法有自己的创新特色,故成为广大僧徒投奔受法的对象,高峰期,马祖弟子竟达八百余人。弟子之中,即有后来成为禅宗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的普愿。《宋高僧传》、《景德传灯录》,都载有他的传记;他的传法语录,则录入佛门经典《祖堂集》,可见这位普愿的地位之尊。
      普愿,唐时新郑(今河南新郑县)人。因俗姓王,民间和佛门内多称其为"王老师"。他十岁出家,从大慧禅师受业。三十岁于嵩山(今河南登封市境内--会善寺受具足戒,后再投之马祖门下。由于聪慧过人,能言善辩,每当参听马祖说法之后,弟子们在做"寻绎师说"的发言中,普愿的见解,常常受到众僧的赞许和尊重。
      唐德宗贞元十一年(公元795年,年近五十的普愿,离开马祖,来到当年池州的南泉山,创建寺宇,独立传业,从此开创了南泉山佛门学法的历史。史料文献上说,他在南泉山"堙谷刊木,以构禅宗",同时为减轻社会上的施舍负担,他从不要地方政府和民间百姓的资助。普愿传法之余,亲自于山间牧牛、耕田、种植庄稼,带领门徒弟子自力更生解决衣食问题。清灯冷火,粗茶淡饭,普愿一意修佛,一心传法,安于清贫,从不扰民,他居南泉寺三十余年,从没有下过一次山。
       普愿严格自律的行为和从不扰民的高品,感动了社会,震惊了佛门,也得到地方政府的官员和诸多士大夫们的敬仰。东西南北方的佛界门徒,纷纷奔向池州,奔向南泉山;居家理佛的居士们,也把南泉寺看作是理想的瞻仰之地。一时间,普愿的门徒弟子,多达九百余人,超越了他的的老师马祖。可见,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之大。鉴于普愿与南泉山和南泉寺相处了几十年,形成了佛界的"南泉精神",因而,人们把普愿与南泉视之为一体。以致不少的史书、方志、佛门典籍,称普愿为"南泉普愿",将其的传略,书之为"南泉传"。正由于南泉寺在南泉山,而南泉山又属池州地,随着"南泉普愿"声望的日益扩大,池州在全国的知名度也逐步提高,同时促进了当年池州的经济发展。
      由于普愿的受业方法,不拘泥于佛教经典,以既可通过禅观、又不局限于禅观的方式,传之于门徒。在解说佛经语录中,如遇上难于和语言表达之时,他则用自己的动作来暗示。这种施教之法受僧徒的乐道,也为平民居士们所喜爱,乃至为地方官员所支持。文宗皇帝的大和七年(833年),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的陆亘,调任宣州刺史兼宣歙观察使,管辖宣、歙、池三州军政。刚到任。就听到官民讲述普愿大师高尚的道行情操,和在艰苦环境下传法教徒的动人事迹。令陆亘感动而又敬佩,于是决心改善普愿的传法环境和生活待遇。随之,陆亘奔赴池州,登上南泉山,敦请八十六岁的普愿大师下山。在真情的敦请下,30余年从未下过山的普愿第一次下了山。当大师来到察使的驻节地宣城时,立刻受到众多的僧俗信徒热烈欢迎和顶礼拜遏。陆亘为之于寺院中大设法场,供普愿说法。活动之余,这位观察使常将普愿请入他的官署,恭请这位声望明达的高僧,提供以清正高节的说法情操,来资佐治理地方的见解。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嘉靖《池州府志》,记载了南泉山,并记述说"山有珍珠泉,其泉仰喷如明珠散落之状"。可知山名来自于这眼"珍珠泉",而寺名又随之山名。同时提供了这样个历史信息:唐朝文宗皇帝赐额的"南泉承恩寺",明朝中期它还依然的存在。南泉寺和以"南泉普愿"为代表而形成的南泉精神,是佛教历史上重要的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。